遼西大地，沃野千里。田間地頭裏，一只只用完的農藥瓶，被村民們丟到距離莊稼地並不遠的回收倉。  

“瓶裏也許只剩幾滴藥液，但如果隨手丟進溝渠、埋入土壤，殘留物便可能進入耕地和水體；若混入普通生活垃圾，則可能在收運環節造成二次污染。”朝陽市桃花吐鎮下窪村村支書劉雪雷說。  

在遼寧西部的朝陽市，這樣的村級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倉已安裝4228個，連接著143個鄉鎮級回收站。當地正在構建一條“農戶交回、村級收集、鄉鎮歸集、規範處置”的生態治理鏈條。  

“過去散落在田間地頭的瓶、罐、桶、袋，從此有了離農田最近的固定去處。”朝陽市農業農村局鄉村建設科科長尚達說。  

  在西南某地一處注滿水的農田邊，丟棄著殺蟲劑等農藥包裝袋（4月2日攝）。新華社記者 曹祎銘 攝

小倉為何重要？朝陽地處遼西，村莊、農田分佈較為分散。讓縣鄉車輛逐戶收取一個個空瓶，成本高、效率低；只在鄉鎮設點，又容易因距離過遠讓農戶失去交回意願。尚達認為，朝陽各村把倉設到田間地頭，相當於把農業污染治理的觸角延伸到生產環節的末端。  

回收倉網路不斷鋪開的同時，中國農業投入品使用量正在持續“做減法”。  

《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報告2025》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農用化肥施用量為4988萬噸，比2020年減少279萬噸、下降約5%；種植業農藥使用量降至23.75萬噸，比2020年減少約1萬噸。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三大糧食作物化肥、農藥利用率已分別提高至43.3%和45%。  

回收倉建起來，只是解決了“有沒有”；能否長期運轉，還要解決“誰來管、多久運、到哪去”。農藥包裝廢棄物體量小、來源散、再生價值低，部分還帶有殘液，收集、運輸和處置成本往往高於其可回收價值。“倉體若缺少防雨、防滲措施，台賬記錄不清，或裝滿後遲遲無人轉運，小倉本身也可能成為新的污染點。”劉雪雷說。  

因此，真正需要建設的不是一批孤立設施，而是一套圍繞回收倉運行的制度。  

農業農村部2020年發佈的《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處理管理辦法》明確，農藥生產者、經營者和使用者均負有相應義務；縣、鄉、村應合理佈設回收站點，經營者和回收站點須記錄  回收數量及去向，台賬至少保存兩年。劉雪雷認為，一個村級回收倉，實際上連接著農藥銷售、農業生產、基層治理和末端處置多個環節。

  這是在中部某省一農資經銷點拍攝的橫幅——“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 清潔環境愛護碧水藍天”（4月1日攝）。新華社記者 郝源 攝

中國各地也正在探索不同的做法。  

湖北宜昌將2000餘家回收站點納入電子台賬，引導14家農資企業組建專業化回收處理公司，以“一元一斤”、積分兌換等方式提高農戶參與度。近年來當地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率達82.8%，經高溫焚燒實現無害化處理和能源利用。  

浙江金華市金東區則定制防雨、防漏、防遺撒的專用回收倉，通過農藥購買與包裝交回信息比對，提醒“買得多、交得少”的農戶及時補交。“村民們都已經習慣了把空農藥瓶、空農藥袋回收換錢。現在村裏，已經很難看到隨意丟棄的農藥瓶、農藥袋了。”金東區多湖街道國建農資經營部負責人丁建國說。  

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張思寧認為，這些做法說明，回收倉雖小，背後至少需要三種力量：公共財政承擔體系起步和兜底成本，生產經營主體履行延伸責任，數位化台賬降低監管成本。如何在政府、企業和農戶之間分攤成本，是這項嘗試能否持續的關鍵。  

對朝陽而言，4228個回收倉完善了鄉村生態治理網路。朝陽市農業發展服務中心副主任席海軍表示，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把“設施數量”轉化為“運行品質”：根據農時動態優化收運頻次，確保台賬清晰、去向明確；引入農藥生產、經營企業和專業處置機構，建立多元共擔機制，減少單純依靠財政投入，提升回收體系自運轉能力。  

中國農業生產主體數量多、地域差異大，農業面源污染往往由無數微小、分散的行為累積而成。單個村級回收倉看起來微不足道，卻正成為連接億萬小農戶與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關鍵節點。（崔師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