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我在法國馬賽報導一所國際學校舉行的中法青少年音樂交流會，當得知這所學校是以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的名字命名時，思緒不由得流轉到六年前。  

2019年，我重返巴黎開始第二任駐外記者生涯。也是在9月，我去報導法國為剛逝世的希拉克舉行的弔唁活動。當天，巴黎的寒風夾雜著陣雨，希拉克的靈柩被臨時安置在巴黎榮軍院供民眾瞻仰。法國大批民眾冒雨自發前往弔唁。我撐著傘，隨著隊伍緩緩走向榮軍院。  

自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開始，法國歷任總統都致力於推動中法關係不斷向前發展。一生鍾情中國文化的希拉克，更是與中國共同推動中法關係進入“黃金十年”。“中法關係未來將如何發展？”我在雨中不禁思索。此後六年時間裏，我採訪過的一些人和事或許蘊含著答案。  

  4月30日，一名參觀者與唐代仕女妝造的中方參展人員在法國巴黎博覽會上合影。（曾憲平 攝）

  “我一直保存著南開的長袍”

2010年夏天，我在第一任駐外期間報導諾曼第大區的一個活動：在法國西北部城市魯昂的大教堂前，數千人高舉彩色板，拼出了巨幅的法國畫家莫奈的名作《魯昂大教堂·日光》。  

我是當時現場唯一的中國記者。新聞官問我：“要不要採訪一下活動組織者？他是我們的前總理。”我一下子產生了興趣。新聞官把我帶到時任諾曼第大區主席洛朗·法比尤斯面前。他戴著草帽，穿著T恤，和周圍的人一起舉著彩色板。我們的採訪就在熱鬧的人群中進行，他興奮地介紹了諾曼第大區和中國天津之間的合作。“我非常喜歡天津。”他說。  

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我決定採訪當時已經擔任法國憲法委員會主席的法比尤斯。作為法國著名政治家，他先後擔任過議員、總理、外長……2016年，他出任憲法委員會主席。我從憲法委員會官網上找到一個公共郵箱，寫了採訪申請信，等了一周沒有回信。我又寫了第二封郵件，特意在開頭加上一句：“如果您還記得14年前在魯昂大教堂前採訪過您的那位年輕中國記者的話，我希望能和您重逢，聽聽您對天津和今天中國的看法。”僅過了兩天，我就接到法比尤斯辦公室主任的電話，她還沒等我做完自我介紹就說：“法比尤斯先生接受您的採訪。”  

我走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憲法委員會主席辦公室，時年78歲的法比尤斯微笑著迎接我，他幽默地說：“你郵件問我是否記得你，我當然記得。你把我稱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我的確是‘朋友’，但年齡上，我不認為自己‘老’。”  

法比尤斯說，他一直積極推動法中高校間的交流，他本人也受聘為南開大學國際關係與全球治理首席教授，在新冠疫情前，他幾乎每年都去南開大學同學生交流。他認為：“法中間的友誼不是抽象的，而是建立在交流的基礎上，特別是從年輕人、老師的交流開始。”他還特意提到2016年他獲授南開大學名譽博士學位那天美好而難忘的回憶，“我一直保存著我的長袍和方帽”。  

  2023年12月12日，在位於法國巴黎的憲法委員會主席辦公室裏，法比尤斯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高靜 攝）

  病榻上對中法關係做評論

受國際格局變遷、法國國內形勢等複雜因素影響，我在法國採訪時，困難和阻力一直存在。  

2020年底，我在雜誌上看到一位名叫利昂內爾·韋龍的法國學者發表的文章，對中法關係的論述比較客觀。我不認識作者，就試著聯繫雜誌編輯部，輾轉得到了作者的聯繫方式。  

當時法國疫情還很嚴重，我給作者寫了封電子郵件，希望書面採訪他。過了兩天都沒有回信，我本以為沒有希望了，結果還是等到了願意接受採訪的回信。我把問題清單傳給他，又等了五天沒消息，我想他可能不願意回答，因為受法國輿論環境的影響，這已經不是第一個婉拒我  的法國學者了。但最終，他回復了，而且很詳細。他在回信中說：“2019年，我曾去過中國的一些省份，這些省份在環境保護、礦區污染控制、道路管理等方面都實施了非常嚴格的法規。世界必須客觀地評價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所付出的努力，中國制定了切實的目標，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氣候變化領域，中法、中歐的技術合作令人期待。”

在當時法國複雜的輿論環境下，敢於積極評價中國的法國學者真的是“鳳毛麟角”。我回郵件向他表示感謝，但這次，他卻沒有回復我。我也查到他就是法國著名漢學家魏柳南。  

僅僅過了幾天，我突然在朋友圈看到魏柳南患病逝世的消息，才意識到他回復我時，可能正是病榻上生命彌留之際。這次書面採訪竟然成為他對中法關係的最後一次評論，也可能是他生命最後散發的光和熱。這是我記者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採訪，有無盡的遺憾，更有無限的敬意。  

  3月12日，嘉賓在法國巴黎中國文化中心的“中法建交主題圖片展”展廳參觀。（唐霽 攝）

  “去過中國再看中國會不同”

2023年底，我在報導法國僑界在巴黎舉行儀式紀念一戰中國勞工期間，巧遇參加活動的時任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主席埃裏克·阿洛澤。我試著問他能不能在中法建交60周年時專訪他，他爽快地給我留下聯繫方式。  

2024年1月，阿洛澤在他位於巴黎的國民議會議員辦公室接受了我的採訪。他首先向我介紹了自己的頭銜為何是議員及“針灸醫生”。年輕時在巴黎學醫時，他就對中國針灸產生了濃厚興趣。“我在中醫和中國哲學中發現了從整體上理解健康的思維方式：人是一個整體，包括心理和身體的陰陽平衡，也包括人類所處的環境。”  

他回憶道，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是2023年以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主席的身份，陪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數十年對中醫和中國哲學的研究，讓他的首次中國之旅絲毫沒有陌生感。  

2024年6月，馬克龍突然宣佈解散國民議會，並提前舉行議會選舉。作為議員的阿洛澤“失業”了。當年8月的一場活動中，我再次遇到阿洛澤。他淡定地告訴我，他現在的職業是“醫生”，“但我會盡自己所能，繼續推動中法關係的發展”。  

不久前，我收到“中法市長圓桌會2025”的邀請函，法方嘉賓名單裏有阿洛澤的名字，頭銜是“原國民議會議員”。我知道，他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促進兩國交流。  

巴黎多雨，但雨後總有晴空。中法兩國也一直在風雨中攜手前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法國人，一直盡己所能，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呢？  

在駐巴黎工作期間，我深刻感受到，人文交流始終是中法關係中最具溫度、最富韌性的紐帶，將相隔萬裏的兩個文明大國緊緊聯繫在一起，讓兩國人民能夠彼此心靈相通。從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儒家文明的推崇，到大文豪雨果高呼“巴黎有聖母院，而東方有圓明園”，從漢學家謝閣蘭騎著瘦馬在荒野中考證中國的碑文藝術，到前總統希拉克“能判斷中國青銅器歷史年代”，中國和法國作為東西方兩個古老而獨特文明的代表，長久以來相互吸引、相互關注、相互理解，文化交往和友誼源遠流長。去年中法兩國共慶建交60周年期間，法國多家博物館推出的重量級中國文化展讓人應接不暇，更是掀起一股持續至今的“中國熱”。  

我想起法國前總理拉法蘭接受我們採訪時說的那句話：文化是中法兩個古老文明交往的核心，我們既有文化傳統，也有現代文明的創造，所有這些都激發了雙方對文化層面上接觸的渴望。“特別是當你去過中國，你思考中國的方式就會有所不同。”他說。 （唐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