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⑥為靳思彤總編輯在301醫院住院期間，給筆者發送的他在病房看報學習的照片。

1978年，我在原成都軍區後勤部汽車第二十七團任新聞幹事時，團長王曰志和政委趙理學讓我寫一篇部隊圓滿完成到中印邊境運送戰備物資任務的稿子。我立即答應：保證努力寫好這篇稿子，儘快給報社、電臺等新聞媒體寄去。

圖①、②為靳思彤總編輯送給筆者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照片。

接到任務後，我不敢怠慢，便馬上到各營、連採訪，加班加點，精心寫好了稿子，王團長和趙政委審閱後都很滿意，並希望能在戰旗報上發表出去。

圖③為時任《戰旗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仕林將軍贈送給筆者《火紅的戰旗》一書中，靳思彤總編1949年4月24日和戰友一起，沖進總統府翻看蔣介石離開時來不及翻開的一頁日曆。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決定親自把那篇稿子給戰旗報社的編輯送過去。由於寫作水準有限，不得要領，沒有經驗，我特意送去那篇稿子，很快就被編輯“槍斃”了。

正當我失落無奈時，恰好碰見了該報社通聯科的楊心靈科長，他是河南信陽人，待人特別熱情。我給楊科長說了心中的焦慮，他看了一遍我寫的稿子，並提出了幾點具體的修改意見。

當天我沒有返回部隊，通過新華社成都軍區軍事分社肖健卿社長介紹，在成都軍區第一招待所住下，並連夜改好了那篇稿子。第二天，我把修改後的稿子請楊心靈科長把關，他看後表示基本可以，然後笑著對我說：“如果你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建議你去找一下靳思彤總編，他是老革命，戰爭年就是出了名的戰地記者，請他給你簽批一下，就看你有沒有這個膽量了？”

為了圓滿完成部隊首長交給的任務，我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在楊科長的指引下，我壯著膽子，輕輕敲開了靳總編的房門，一位身材魁梧、滿頭花白的長者映入了眼簾。我向靳總編輯說明來意，他看了一遍我呈上去的稿子，便從筆筒裏抽出一支鉛筆，在稿子的右上角寫下了“可編”二字，並簽上了他的名字和年月日，他讓我給趙振貴編輯（後提升為編輯二科科長）送過去。我連聲說：“中、中、中”。靳總編聽了我濃重的家鄉口音便問：“你是哪里人”？我立馬回答：“是河南許昌的”。靳總編又問：“你們部隊駐地在哪里”？我說：“在溫冮地區蒲江縣”。 靳總編又說：“我對蒲江的印象太深刻了，1949年12月的成都戰役，那裏是核心作戰區域，當時國民黨軍隊胡宗南部第五兵團的7個軍，被我二野一、三兵團5個軍包圍在蒲江、邛崍、大邑和新津地域。蒲江是國民黨軍隊突圍、逃竄至雅安和西昌的主要方向，戰鬥異常激烈，最後敵軍50000多人被我軍圍殲和降俘，其中兵團司令李文也在其中，當年我在戰地還寫了很多新聞稿子哩”。靳總編接著又說：“蒲江縣的硯臺也很出名啊”。我不加思索地連聲回答：“就是，就是”。

圖⑤為經過靳思彤總編輯修改後，收錄筆者六篇稿子的《戰勤凱歌》一書。

我把那篇稿子給趙振貴編輯送過去不到一個星期，就在戰旗報上發了個二版頭題，而且篇幅還比較長，王團長和趙政委等首長看後都非常滿意。主管部隊宣傳工作的陽憲斌副政委拿著報紙，指著我寫的那篇稿子笑著對我說：“劉金有，你真牛，了不起”。

過後我想，這篇稿件只所以能夠見諸報端，並不代表我的寫作水準有多高，而是部隊首長對新聞報導工作的重視和支持，尤其關鍵的是靳總編的關注和指導，也體現了他對我這個基層新聞人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殷切期望。老前輩如此關心自己，我該為他做點兒什麼呢？於是，我便想到了他喜歡蒲江硯臺。

圖④為靳思彤總編輯送給筆者的《征程隨錄》一書。

原成都軍區戰旗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仕林將軍贈送給我的《火紅的戰旗》一書中，圖文並茂地記載著：……在南京市民的歡呼聲中，《人民戰士》報（戰旗報的前身）社的工作人員，隨二野領導機關進駐南京城。“蔣介石4月21日就跑了，22日的日曆沒人替他翻了。”1949年4月24日，在“總統府”，《人民戰士》報編輯靳思彤和編輯科長葛洛同志，翻看了蔣介石離開時，來不及翻開的一頁日曆。從書中我還得知，靳思彤不僅是著名的軍事記者，而且還被稱為軍派新聞界書法家，一旦閒暇，就練練書法，他那瀟灑飄逸的書法作品，深受軍內外文友的喜愛。因此，靳思彤總編輯對硯臺情有獨鐘。

靳思彤，男，河南省焦作市人，1921年12月出生。1945年在太行八分區工作，後入晉冀魯豫邊區北方大學學習。1946年畢業後，分配到第二野戰軍一縱隊。1947年調《人民戰士報》任隨軍記者。參加過大別山反“圍剿”鬥爭、襄樊戰役、淮海戰役和解放南京、成都戰役等。全國解放後，任西南軍區《人民戰士》報編輯組長。1955年調《解放軍報》社，1958年加入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曾編著《偉大的長征》等書。後在《解放軍報》社離休。

由於我才疏學淺，書法、繪畫方面的知識瞭解甚少，對蒲江硯臺更是一無所知。後經瞭解才知道，正宗的蒲硯產地在蒲江縣鶴山街道蒲硯村的鹽井溝。蒲硯，中國傳統名硯，成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中國四大名硯之端、歙硯齊名媲美。其以 “堅如金石，細似粉綢”而著稱，是蜀中名硯之一。它的製作需要經過采料、切割、雕刻和打磨等三十多道工序，製作一方蒲硯，通常需要數月到幾年不等。一方正宗的蒲江硯臺，價值最低也得數十元，百元以上的比較普遍，千元、萬元的也很常見，幾十萬元、上百萬元一方的蒲江硯臺，就比較罕見，屬蒲江硯臺中的（貢）極品。

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沒有找到一方拿得出手的蒲江硯臺。正當我焦急萬分之際，蒲江縣文化館的資深學者白瀑老師，約我給《蒲江文藝》寫一篇稿子，其間說了此事，想請他幫我解決一下燃眉之急。白老師對我說：“你算找對人了，我剛好收藏了一方蒲江硯臺，已有幾十年了，你就轉贈給靳總編吧，雖然不是價值連城，但保證正宗，絕對拿得出手，他是老革命了，借此送他一方硯臺，也是你、我對新聞老前輩的一點兒敬意。

圖①、②為靳思彤總編輯送給筆者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照片。

當我把白瀑老師那方蒲江硯臺，送到靳思彤總編輯的辦公室，並向他說明了這方硯臺的來歷後，他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連聲稱讚：“確實不錯，這真是一方好硯”。但隨後又還給了我。他說：“小劉，這禮物太貴重了，我不能要，謝謝你的好意”。我趕忙解釋道：“ 這不是我花錢買的，是白老師送給我的，而且我還給他寫了一篇稿子……”隨即，靳總編從書櫃裏拿出一幅油畫和兩幅字，讓我轉交給白瀑老師，以此回贈，表示謝意。從此以後，我和靳總編便結下了不解之緣，遺憾的是，當年靳老贈送給我的幾幅珍貴墨寶，我又轉贈給了其他友人。

後來，凡是有重要的稿子，我就先給靳思彤總編輯送去，請他抽時間幫我看看，他總是熱情接待，耐心指點，不厭其煩。1979年夏天，原成都軍區後勤部決定出一本書，書名叫《戰勤凱歌》，全是後勤系統參加對越自衛還擊戰部隊的先進事蹟，我們汽車第二十七團，作為後勤戰線參戰的主力部隊，也在其中。我把在戰地前線撰寫的八篇稿子，進行了一番加工整理，給靳總編送了過去，他幫我修改以後，其中《切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紀律嚴明的汽車兵》《建立功勳的人們》等六篇稿子被《戰勤凱歌》一書收錄。

我與靳思彤總編輯相識以來，經常聯繫，從未間斷，不管他是在成都還是在北京，我每次到這兩個地方，都要到他家裏去看望、拜訪。2016年6月，靳思彤總編輯在解放軍301總醫院住院時，我們兩個還不斷用手機視頻，互相慰問，就在他仙逝的前幾天，我們兩個還通了電話……

敬禮！向在新聞戰線上勤奮筆耕一生的革命老前輩致敬！